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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小凱:論柏林的“兩種自由”

2015-05-30 11:27來源:共識網作者:項小凱網址: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3050382561.html瀏覽數:20 

 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在1958年的牛津大學就職演說上,提出了著名的“兩種自由概念”。柏林認為,第一種自由概念,帶有“消極”的含義(negative),旨在回答在怎樣的領域,一個人或一個群體,應該免于他人的干涉?而第二種自由概念,柏林認為帶有“積極”的含義(positive),旨在回答何物、何人,能夠決定人的存在與行為?換言之,在柏林看來,第一種自由,是免于外在的強制;而第二種自由,是內在的控制與選擇。這就是柏林所謂的“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


  很不幸,柏林的“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在國內常常被表達得面目全非。很多人錯誤地認為,“消極自由”就是不去做什么的自由,而“積極自由”就是能去做什么的自由。這種認知已經完全脫離了柏林“兩種自由”的含義與語境。


  一、柏林的初衷:以“兩種自由”為哲學陣營劃線


  實際上,柏林所總結歸納的,不是同一哲學框架下的兩類自由,而是兩大哲學陣營對自由內涵的不同認知。關于什么是自由(liberty或freedom),哲學家們向來爭論不休。例如,康德所謂的自由,是人不違背道德良心;黑格爾所謂的自由,是他所設想的一種精神高度發展的社會狀態;盧梭所謂的自由,是由個體意識匯合而成的一種“公意”,并且社會按照這種“公意”行動。馬克思所謂的自由,是他所理解的一種沒有“剝削”的社會關系;而洛克所謂的自由,是指人各種天然權利不受侵犯的狀態。因此,如果事先不仔細甄別,哲學家們口中所謂的“自由”是什么,種種有關自由的爭論,也只能是雞同鴨講。


  柏林的“兩種自由”,就是試圖為這些哲學爭端劃線??档?、黑格爾、盧梭、馬克思,他們所主張的“自由”,都不可避免地要深入一個人的精神內部,替人做“什么是自由”的主。而唯有洛克的自由,不涉及人的內在思想決策,只關注個體外在的權利狀態。因此,按照柏林的這種區分,康德、黑格爾、盧梭、馬克思的“自由”,是“積極自由”,而洛克的“自由”,是“消極自由”。


  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康德與洛克的區別。假設一個人為賑災捐款??档戮鸵l問:你捐款是為了良心,還是為了虛榮心?如果你是為了面子,那么你違背了良心,被虛榮所誘惑,你就是不自由的。


  但在洛克看來,應該關注的問題是,人與人之間是否存在強制關系。捐款與否,炫耀與否,都不重要;只要你沒有被強迫,你就是自由的。


  類似的,黑格爾試圖用一種“絕對精神”,來替代個體意志的重要性;只要社會符合“絕對精神”的規律,即使某個人被強制了,那么他作為自由社會的一分子,也是自由的。盧梭認為,個體的意志,應當遵守“公意”。馬克思認為,只要為資本出賣勞動,勞動者就被“異化”了,就是不自由的,而只有消滅私有制,才能最終消滅“異化”,使人類進入自由世界。由此可見,與洛克不同,這些哲學家,都要深入到個人的內在意識,替人定義他的自由是什么,要在人的“靈魂深處鬧革命”。


  柏林的“兩種自由概念”,就是為了區分這兩大哲學陣營關于自由的爭端。


  二、“消極自由”不消極


  從字面來看,negative有“消極”、“負面”的含義。我以為,今天很多人對“消極自由”概念的誤解,與柏林的這種措辭有直接關系。因為,柏林所謂的“消極自由”,其實并非消極?,F代很多“積極”的自由權利,如言論自由、選舉自由、結社自由,實際上都屬于柏林的“消極自由”的范疇。


  洛克在《政府論》中對自由主義做了充分的闡述。洛克認為,自由權利由自然天賦,人先天應該處于“自然狀態”。如果每個人的自由不被侵犯,那么大家都是自由的。到此為止,你可以勉強說,洛克所定義的自由是“消極”的。但緊接著,洛克又說,如果一個人的自由受到侵犯,那么就相當于他被迫宣戰,進入了“戰爭狀態”,他有權為捍衛自由而戰斗。如果處于法治社會,那么他可訴諸法律以尋求救濟。但如果是被政府侵犯自由怎么辦?洛克說,他可以“向天呼吁”(Appeal to Heaven)——很多人認為,這是洛克對革命一詞的隱語:正如美國獨立戰爭時期,革命者手中揮舞的松樹旗幟上,所書寫的正是“向天呼吁”的大字。


  自由主義,不但定義了什么是自由,而且同時也說明了,當自由被侵犯時,人應該怎么做——有權為捍衛自由而戰。柏林把自由主義歸入“消極自由”一類,的確很容易造成望文生義的誤解。


  三、“積極自由”不積極


  同樣,“積極自由”也遠沒有字面意思那么積極。柏林也認為,“積極自由”帶有威權主義的危險?!胺e極自由”先天含有重大安全隱患,因為它試圖把個體分裂,替個體主宰什么是自由,而這恰恰是自由主義所堅決反對的。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反對強制;你就是說出天大的理由,你也不能強迫別人認為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


  比如說洗腦。一般來說,在充分的言論自由氛圍中,洗腦很難被實施,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總有足夠的人群,選擇真相或者更接近真相,從而使謊言失去市場。但在威權主義或者極權主義體制之下,總會有各種理由,如國家民族大義,如“狠斗私字一閃念”,來強制人們選擇一種對權力忠誠服從的思想,而排斥其它的思想?!胺e極自由”,實際上為權力控制人們的思想,開通了一條方便的暗道;而在持續的滑坡效應之下,這一條具有安全隱患的暗道,很可能被獨裁者們翻修擴建,成為驅趕千人萬馬通往奴役的大道。


  四、自由主義者已經沒有必要糾纏于“兩種自由”


  柏林提出“兩種自由概念”,旨在劃分兩大哲學陣營。但在今天看來,主張“積極自由”的哲學陣營,在政治實踐上已經基本宣告失敗。歷史上,典型的推崇“積極自由”概念的政權,要么是混合極端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法西斯獨裁,要么是鼓吹共產烏托邦的共產主義獨裁,要么是形形色色的各類威權政體。在很多情況下,因倡導“積極自由”所導致的,恰恰是讓人們失去更多的自由。


  政治哲學的關注焦點,是社會中人與人的關系。而作為政治哲學的自由主義,關注的是個體的自由權利是否得到保障,是人與人之間是否存在強制關系;無論在精神領域,還是在物質領域,自由主義都堅決捍衛個體的私域空間。自由不自由,由本人說了算,只要他沒有侵犯別人的自由。個人應該享有對自身私域空間的最高裁量權,任何外力不得干涉。


  自由主義,警惕和反對任何深入個人頭腦之中的權力之手。而那些“積極自由”所衍生出來的政治哲學,如民族主義、國家主義、馬克思主義,它們混淆了政治哲學的邊界,混淆了私域與公域的邊界,試圖將外力控制,深入到個體私域空間的內部,為權力侵犯個體的私域空間開通方便之門。


  既然“積極自由”在政治哲學上是一種偽自由,那么就應該拋棄這個偽概念,以避免進一步產生混淆。至少,在今天關于政治哲學的討論中,作為自由主義者,已經沒有必要,再繼續糾纏于柏林的“兩種自由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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