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惠媛：我們的恐懼關乎什么？

● 謝惠媛  

　　 在很多人看來，恐懼本身足以讓人生畏。富蘭克林·羅斯福就職時提到：“除了恐懼本身，我們沒有什么好害怕的?！睂Υ?，納斯鮑姆（Martha Nussbaum）不以為然。她認為，不論是承認并主張發揮恐懼的積極作用，還是質疑且主張擯棄恐懼，簡單地理解與評價恐懼都難以引導人們進行理性慎思，不利于開展有建構性的工作，不利于維護社會團結。冷靜地審視恐懼背后隱含的真正問題、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才是這個時代應該做的。鑒于此，在《論恐懼》一書中，納斯鮑姆集中論述了恐懼的本質特性，通過揭示人的本真處境，說明恐懼不僅僅是一種生理性的情感表達形式，如何看待恐懼關乎一個由來已久的哲學傳統，關乎對生活的思考，同時也關乎民主社會的建構。

　　 一般認為，包括恐懼在內的情感是行為主體在特定環境中的自然反應。比如，看到草叢中有蛇狀物體時，容易心生害怕，引起警覺，連忙躲避。情感的發生是如此迅速且難以自控，以至于過往的哲人大多把它看作無意識、未經深思熟慮的產物，是非理性的或不理性的。在《斐多篇》中，柏拉圖曾借蘇格拉底之口，把人的靈魂比作一輛由黑白兩匹飛馬駕駛的戰車—黑馬代表情感和欲念，白馬象征道德和節制。前者不斷試圖掙脫后者的控制，妄想成為靈魂的主宰。在柏拉圖看來，完美的靈魂戰車須由理性來駕馭。換言之，情感和理性相互對立，前者被視為后者的潛在威脅，是應當被抑制、接受后者控制的對象。這種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西方學界，并洞開了理性主義的大門。

　　 盡管沙夫茨伯里、哈奇森、休謨和斯密等近代思想家曾集中探討情感問題，遺憾的是，這方面的理論建樹當時未能引起足夠重視。人們普遍用“波動無序”“不受控”“妨礙理性認知”“與肉體相關”等描述情感。同樣，雖然理性主義者如康德承認道德感覺、道德稟賦是發揮理性能動性的前提，不過他們相信，歸根結底，理性而不是情感居于首要地位。如羅爾斯談及負罪感、羞恥感等情感，但卻把它們建立在關乎道德正確、卓越等道德判斷或觀念基礎上，亦即說，相對于理性而言，道德情感處于附屬地位。

　　 事實上，日常生活中不乏忽視或輕視情感的例子。在理性主義仍然有廣泛影響的西方學界，納斯鮑姆致力于研究情感的做法曾一度不被師友看好—當知道她打算研究愛的情感時，一位教授半帶揶揄地說：“研究‘愛’？看來她陷入愛河了！”而對恐懼這一情感問題的探究恰恰體現了納斯鮑姆對理性主義傳統的清算。

　　 在多部論著中，納斯鮑姆一再強調，恐懼在大多數情況下具有認知性評價的特質，體現對福祉（well-being）的理解。通常而言，行為主體對善惡利害等關乎福祉的問題有基本認識或判斷。福祉表明了行為主體在乎什么，害怕失去什么。心懷恐懼的人往往覺察到危險正在逼近，意識到即將發生的事情將帶來不良后果，威脅或減損其福祉，與此同時自身卻沒有能力阻止它發生或避開它?；诖?，恐懼的智性維度至少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什么事情是好的或良善的，哪些因素真正威脅其福祉，是否無法阻止威脅的發生或進行有效規避等。比方說，見到草叢中有蛇狀物體而心生畏懼暗示，行為主體認為生命安全是重要的福祉，毒蛇對生命安全構成威脅，迅速發起攻擊的蛇讓人無從躲避，等等。由此，恐懼油然而生。類似的認知體現行為主體對外部世界的評價，并以情感的方式加以表現。

　　 恐懼蘊含認知性內容，因此可接受合理與否的判定。假如對福祉的理解無可反駁，相關結論依據準確的信息，危險沒有被放大或刻意歪曲，不存在歧視或侮辱成分，那么在此基礎上感受到的恐懼可被看作是“理性的”（The New Religious Intolerance： Overcoming thePolitics of Fear in an Anxious Age ，Martha Nussbaum，2012，pp.40-43）。相反，諸如狹隘地把自己所屬群體或階層的福祉等同于社會福祉，忘記他人的貢獻，又或是在什么東西真正威脅福祉問題上判斷有誤，高估或低估威脅，由此引發的恐懼便缺乏正當合理性。

　　 借助古典學的專業背景，輔以神經生理學、道德心理學等領域的前沿成果，納斯鮑姆否定理想主義者把恐懼簡單地等同于非理性或不理性的做法，強調恐懼承載價值指向，包含智性的維度，理應得到充分重視。而恐懼的認知評價性特質也暗示了，在情感和理性之間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界限。

　　 對人類而言，恐懼或許是諸多情感類型中最先出現且有可能伴隨終生的情感。通過與其他情感的內在關聯，恐懼以獨特的方式不斷地暗示了人的脆弱性，以及人對外部世界的依賴。

　　 試想一下嬰兒呱呱墜地時的情景。古羅馬詩人盧克萊修以細膩的筆觸形象地描繪道，新生兒仿如“從波濤洶涌的海浪中被拋出來的水手”，“光著身子躺在地上，說不出話來，需要各種幫助才能活下去。周圍充滿了悲傷的哭泣”（18 頁）。這幅畫面呈現出人降生初期體驗到的無助感與無力感，部分地說明恐懼是一種具有原生性的情感。

　　 隨著認知能力的迅速發展，身體發育相對緩慢的嬰兒愈發體會到，溫飽等基本需要能否得到滿足，取決于外部世界，從而時?！皩ψ陨淼臒o能為力感到恐懼，甚至憤懣”（17 頁）。喂養、擁抱與呵護等并不取決于自身，他處于被動狀態，唯一能自控的是尖叫或放聲大哭。帶有恐懼的叫喊或哭聲“記錄著動物的脆弱性和我們對外部事物的依賴與依附”（20 頁）。即便年歲的增長也未能減少人對外界的依賴，相反，成年人或主動建構相互間的依賴關系，或被動“卷”進各種關系網。當然，后者體現的脆弱性在一定程度上已超出納斯鮑姆關注的范疇，確切來講，她所專注的是那些與人必須具備的基本能力相應的脆弱性，關乎饑餓、貧窮或性暴力等人不應遭遇的狀態。

　　 原生性的恐懼本質上是極度自戀的。它“驅走了所有關乎他人的想法”，是一種“幼稚的唯我主義”情感，就像嬰兒把所有關注點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全然不顧周圍的人是否忙于其他要緊的事。向內聚焦的恐懼令人把注意力縮小到自己關注的圈子范圍內，并極有可能使自身與他人的關系進入君主統治狀態?！爱敻杏X到害怕與無能為力時，人們會緊緊握住控制權不放。他們等不及看事情如何發展下去，急于讓別人按照他們的意愿做事?！保? 頁）這時，他們往往表現得跟君主一樣，企圖讓別人順從、臣服。納斯鮑姆認為，正是意識到“人的生命不是以民主的形式而是以君主制的方式展開的”，盧梭力圖通過教育來培育公民的利他動機，而這或許也能解釋為什么他會拋棄自己的子女。顯然，恐懼蘊含的自戀傾向及處世之道與民主意識的孕育背道而馳。

　　 更有甚者，納斯鮑姆注意到，體現自戀的恐懼會蠶食同情，構成憤怒、厭惡和嫉妒等情感的誘因或催化劑。同情意味著關心正發生在他人身上的事情。遺憾的是，專注于自身福祉的恐懼收回了原本投向他人的目光，他人的利益變得不再重要，同情也就無從談起。另一方面，恐懼也容易激起不合宜的憤怒、厭惡和嫉妒等?？謶质菆髲托詰嵟谋匾疤?，同時也是其幫兇。它使人在尚未找到問題根源的情況下已開始憤怒，急于責罰他人，一心想著要報復，而不是冷靜周詳地分析問題。如，面對經濟領域中復雜且原因幾乎不為人知的問題，恐懼通常讓人把錯誤歸咎于他人，“采取追捕女巫式的行動，而不是停下來把問題搞清楚”（68 頁）。就恐懼與厭惡而言，納斯鮑姆區分了原初性厭惡和投射性厭惡。前者表現為針對身體排泄物和其他體液產生的“惡心”反應，同時那些黏糊、有味道、污穢的動物也會讓人意欲躲避或拒絕接觸;后者是前者的擴大化和復雜化，表現為把惡心反應投射到弱勢群體身上，認為他們應當處于從屬地位。當恐懼與原初性厭惡相結合時，它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恐懼，而是一定程度上涉及害怕衰老或死亡的深層恐懼，一種通過符號而不僅僅是基于感官屬性發揮作用的恐懼，反映厭惡者不愿意接納自身的動物性并試圖把它隱藏起來。一旦厭惡的對象擴大到特定群體便導致投射性厭惡，心生厭惡者誤以為通過排斥就可以避免被污染。同樣，恐懼也會讓人傾向于在無助時把不盡如意的結果歸咎于他人，把責任推到那些容易被妖魔化的群體身上?！爱斂謶肿銐驈姶蟮臅r候，各種群體都容易成為嫉妒的熔爐?！保?09 頁）

　　 把恐懼與其他情感關聯起來研究的做法，體現出納斯鮑姆對前期作品的修正。在《從厭惡到同情》《憤怒與寬恕》等作品中，她習慣于以相對獨立的方式分門別類地研究各種情感。但隨著研究的深入，她逐漸認識到不同情感之間不可分割的重要關聯，并且意識到“不管是從根本上還是就因果關系而言，恐懼都是首要因素”（8 頁）。因此，《論恐懼》用三個章節重點論述恐懼在何種意義上使其他情感變得“有毒”，并集中圍繞厭女癥問題分析恐懼如何具體影響嫉妒和厭惡等，以此凸顯恐懼之于其他情感的根本性和支撐性作用。

　　 如同人無法逃避死亡那樣，對死亡的恐懼也將伴隨終生。然而，對死亡的恐懼不一定是其他恐懼的源泉，不朽并不會驅散恐懼。確切來說，人的脆弱性本身才是恐懼的來源，死亡只是脆弱性的其中一個方面?？謶謿w根結底源于對自身動物性和脆弱性的漠視、逃避或掩蓋。裹挾著其他不合宜情感的恐懼具壓倒性的力量，對日常生活產生持續且深遠的影響。

　　 既然恐懼是一種自戀的情感，容易讓人產生尋找替罪羊的念頭，幻想要報復他人，嫉妒那些幸運兒，那么，應否根除恐懼、享受心靈的安寧呢？

　　 對此，強調勿受外物羈絆的斯多葛主義者給出肯定答案?！靶腋Ｉ罹褪菗碛幸活w獨立、高尚、無畏且不可動搖的心靈，遠離恐懼與欲望”，而“幸福之人就是多虧理性的天賦而擺脫了欲望和恐懼的人”（《論幸福生活》，[古羅馬]塞涅卡著，覃學嵐譯，譯林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104—105 頁）。換言之，應當放棄那些受外界影響并超出自身控制范圍的福祉，專注于理性和意志，用理性戰勝眼淚。唯此，人才能無所畏懼，才能無損道德品格。

　　 然而，一些研究者認為，恐懼在現實生活中具有功用性價值，有助于規避危險和保障安全，甚至有助于維系公平正義。日常生活中，對死亡的恐懼讓我們飲食上更注意營養搭配，注重運動健康，遵守交通規則等。在法學領域，法律的制定也需要參考人們對什么感到恐懼。如，憲法理論家、前歐盟憲法法院法官薩友就從憲法學的角度指出，擔心公共權力損壞自身利益的恐懼推動立法，保護基本權利。同時，英美刑法沿用的“合理恐懼”理論在一定程度上也確認了，害怕死亡或擔心身體遭受嚴重傷害是采取自衛的合法動機。對遭受不公正對待的恐懼，以及害怕受到責罰等，構成制度建設與執行的必要保障。

　　 更根本的，缺乏恐懼等情感的生活會是怎樣的呢？在斯密看來，斯多葛主義者關于根除情感的主張必定割斷維系家庭及共同體的紐帶。對此，納斯鮑姆有切身體會。她多次談及自己在母親臨終前仍舊堅持工作的情景—按原計劃在都柏林三一學院做講座，繼而開始寫兩周后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講座講稿，在第二天回程的飛機上繼續寫作。出奇的鎮定和冷靜讓她開始產生懷疑：高效工作是否意味著自己不愛母親，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為此，她感到困惑不解。想象一下，面對母親的突然離世卻毫不悲傷的子女、受到不公正對待竟無一絲憤怒的公民、不畏懼法律懲戒的犯罪分子……不難想象，擺脫情感困擾的人將失去生命中彌足珍貴的財富，公民失去聯結彼此的重要紐帶，而社會也會失去捍衛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

　　 冷靜并不意味著缺乏情感，不害怕死亡不等同于無所畏懼。當接受《紐約客》采訪時，納斯鮑姆解釋道，面對至親的離世，她無法像斯多葛主義者所說的那樣控制悲傷，她高效的工作不代表冷酷無情，一些可能被視作冷酷且缺乏愛的做法有時實質上也是一種愛，即接受而非逃避人之復雜和混亂的本性。從人之脆弱性的角度，訴諸可普遍化的方式，納斯鮑姆再一次具有說服力地論證了恐懼等情感的意義。

　　 就像無法否認酸甜苦辣中“苦”的價值一樣，否定恐懼等情感必然導致生活質量的下降與處境的惡化。雖然與外因相比，內因更具根本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外因無足輕重。實際上，要像斯多葛主義者所推崇的那樣有能力成為品德高尚的人、好朋友、好公民，就不應忽視外在的得失。為了避免受到痛苦的打擊而否定外部世界的做法，“取消了太多東西，沒有留下對家庭和國家的愛，沒有什么東西讓生活真正有意義”（154 頁）。

　　 “如果我們只是理智的，那么我們確實就是窮人?！奔{斯鮑姆贊同精神分析師溫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的這一看法。雖然恐懼具有自戀的本質，揭示了人的脆弱性，但它同時又肯定了生活本身，彰顯出生活的豐富多姿。實際上，恐懼和愛就像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正因為有愛，所以害怕失去所愛的，而根除恐懼就意味著要消解愛。

　　 盡管承認恐懼之于生活的意義，但其自戀的本質使納斯鮑姆始終保持高度警惕。正是對社會的道德關切讓她沒有盲目否定恐懼，也沒有不加審視地樂觀接納，而是主張以合宜的情感校正恐懼，把它限定在恰當范圍內，使之無礙于社會團結與協作。

　　 雖然原生性恐懼或許是最先出現且伴隨終生的情感，但并非不可限制。溫尼科特的實驗結果表明，孩童在感受他人關心關愛的基礎上有能力逐步克服不必要的恐懼。通過提供“具有促進性的環境”，以游戲互動的方式，他們有可能確立對他人的信任，提升安全感。進一步地，他們能夠體會人際關系中互惠的必要性，更愿意與他人合作。易言之，如果家庭能創設出具促進性的環境，那么孩童便能發展出關心互惠的能力，真正開啟道德生活。假如把視域從家庭延伸至社會，那么具有促進性的環境包括但不局限于下述條件：置身其中的人可享受基本的自由，沒有遭遇暴力，遠離種族迫害和恐怖事件，擁有足夠的食物，享受基本的醫療服務。

　　 那么，社會如何營造有助于消除不必要恐懼與保護民主互惠的環境呢？納斯鮑姆提供了一些可普遍化的實踐策略。如，發揮詩歌、小說、舞蹈表演、雕塑等的正面作用，以善于表達豐富情感的藝術作品，幫助人們借助身體的接觸、思想的交流、情感的交融正視自身的脆弱性，進入一個更具包容性的世界，增進相互間的理解，培育有利于社會團結的情感。就此而言，納斯鮑姆既是獻策者，也是踐行者。她不僅學習聲樂與表演戲劇，而且在芝加哥大學還開設了兩門研討戲劇和情感的課程。又如，提供必要的公共空間，營造有利于傾聽、相互尊重的氛圍，鼓勵蘇格拉底式的對話論辯。再如，探討與反思正義社會的圖景，推行有助于消除種族和階層隔閡、增強公共意識的強制性青年服務計劃，由此確立融洽團結的社會關系，鼓勵人們把目光投向未來，而不是相互指責。

　　 具體的實踐策略背后隱含了納斯鮑姆堅守的信念，即以希望引導恐懼。希望和恐懼是兩種方向相反的情感。斯多葛主義者曾把希望形容為趨于“膨脹”“上升”—心中充滿愛的人能夠想象他人的感受，允許對方過獨立的、非奴役的生活;相比之下，恐懼體現為向內聚攏收縮，漠視并試圖奴役他人。相異的兩種情感調動人采用不同的行為方式?！斑@很糟糕，我很痛苦?！薄斑@可能將是一團糟！”類似的說法及其表達的情感讓人把關注點集中在那些未如所愿的事情上，害怕面對未來。而“這真是太棒了！”“這真的太美妙了！”等說法則讓人面向未來，敢于與樂于追求好事情，充滿希望地迎接新生活。因此，在納斯鮑姆那里，究竟以恐懼抑或希望看待未來有著根本區別。

　　 為什么希望能夠引導恐懼？這是因為兩者具有“表親”關系。雖然希望表達了對值得追求之美好事物的欲求和渴望，但同時也暗示了一種難以企及目標的無能為力。確切地說，希望不依賴于對可能性的評估，亦即說，并不是因為確信某事會發生，我們才抱有希望，相反，隨著事情發生的概率越高，希望反而開始變得多余，此時呈現出來的是令人愉快的期望，而不是與確定性缺乏必然關聯的希望?？梢?，希望與恐懼有相似之處，凸顯對外部世界的依賴，反映諸多不確定性要素的影響，體現對行為結果的關注與評估，折射出人的脆弱性和無力感。

　　 希望和恐懼相反相成，猶如旋轉開關的兩個方向。其間，意志和信念發揮關鍵性作用。面對自身的脆弱性和外界的不確定性，究竟應當懷抱希望，抑或在恐懼中憤懣、沉溺于責罵與報復，這不僅僅要求個體做出抉擇，同時也需要社會明確回應。個體和社會都難以達致完美，同樣，追求完美的哲學也注定無法捕捉到世界的多面性和豐富性?；橐?、工作、友誼常常好壞參半。關鍵問題就在于，我們如何面對與應對？這取決于情感的焦點在哪里，取決于愿意把旋轉開關擰向哪一邊。

　　 納斯鮑姆坦言，撰寫《論恐懼》之時，美國正被恐懼籠罩。充滿恐懼的美國人并不是冷靜地反思問題并積極尋求解決方法，而是耽于咄咄逼人的相互譴責，難以為了更美好的未來而相互合作。納斯鮑姆認為，在這種處境下，結構性的解決方案雖然必要但不充分。如果缺乏對美好事物的熱愛、對未來心懷希望，沒有跟腐蝕性力量做斗爭的決心，就無法真正解決問題。因此，更可取的做法并不是像塞涅卡說的那樣，“如果不抱有希望，你將不再害怕”，而是“在讓人感到害怕的地方，你依然有所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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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讀書 2022年7期